梁漱溟“拼命干”的一生

　　导读：梁漱溟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1988年6月23日，他在医院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

　

　1935年，一些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

　　梁漱溟的研究者艾恺至今和梁家保持联系。从左至右为梁钦宁、艾恺、梁钦元（付帅）

　　“问题中人”梁漱溟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思想既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所以他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1932、1937年两个年幼的孩子两次逃难，他都不在场。相聚之后，也还是要把他们寄养在亲戚家中。

　　辛亥时期，他高中尚未毕业即投身革命；新文化运动中，他尝试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辩护。1927至1937年，他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出发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是团结，他和“第三方面”的朋友们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建国，他又致力于军队国家化、和平统一。建国后，因替农民说话成为反面教员，“国事已上轨道而无所用其力”，就回头写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他是自负的，但他却说，“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他不是没有失去过自信。共产党实现中国的稳定统一，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于是认真学习马列，分析中共成功的原因并检讨自己。但后来自信又恢复了，因为“他(毛泽东)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

　　本着自己的思想行动，所以他一生行事“总是主动，不是被动”。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泽东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心里想的是：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1951年在公开场合发言，他不肯以“毛主席万岁”来结束。两年后，是著名的“1953年事件”，“顶撞”了毛泽东。1974年，因不肯批判孔子自己被批判，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家族

　　儒者风骨

　　“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梁漱溟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那天早晨，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世界会好吗？”二儿子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再过3天，就是他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

　　族谱记载，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阳。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元朝蒙古人汉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认定始祖是营王)。元朝灭亡时，也先帖木儿的后裔归顺明朝。当时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阳地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于是以梁为姓。在梁济曾祖梁垕时梁家迁居桂林，但祖父梁宝书、父亲梁承光两代都在北方做官，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父亲梁承光担任内阁中书，梁济的生母是他的侧室。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此时还健在。但他在梁济出生时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梁家一直为其债务所累。梁济8岁时，父亲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祖父与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梁济就在这种贫寒凄苦的环境中成长。在遗著《侍疾日记》中，他曾追忆幼年夜读情景：“篝灯古屋，人声寂息，生慈用面糊粘补破书，逐本补苴，毫无倦色。”嫡母则与他孤灯相对，“常勉以成人立品数大事，频问男长大后愿为何等人，而男殊无志气，所对皆卑靡庸劣，不称旨，慈亲常废书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钝劣，终恐苍天负我，吾两人何所望耶？’然训责之后仍复劝勉，或命作对，或命讲书，夜分始息。”

　　他是家中的独子，家人自然期望他考取功名，恢复先辈的荣耀。但他显然并没有考试的才能，中举人时已经27岁，自此未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二十多岁时，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因担心对方不能过苦日子，拖延数年才结婚。他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才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类似的小官。帮他维持家中生计的是夫人典当的妆奁。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好在还有个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济赞助他创办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话报《京话日报》。这段社论尽显他们开启民智之心：“……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业当做与自己无干。”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他常和熟悉洋务的人谈论世界大势，以不能远游他国为憾，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济认为好便给予鼓励，不同意也只是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从不干涉。起先儿子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

　　梁济的自杀令人诧异。从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现，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实是清帝逊位之后没几天，殉身的念头就开始在梁济心头盘旋。1912年6月他参加同乡团拜时，在神明和父亲灵位前暗自立誓：“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1913年他几次去天安门观察环境，看到有巡逻，怕自杀遇救，只好改地，“其实心犹在天安门下也”。

　　有许多事延迟了他的行动。7年之后的自杀只是达成宿诺。但他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吗？为什么要为逝去的王朝殉身呢？

　　辛亥革命时，得知梁漱溟参加了革命组织，他劝告儿子说，立宪就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势不可挽回，我何尝不想国家由此有一转机？但我们家几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决定好了，别跟着他们造反。儿子不肯听，他也没有强求。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时他并不欢欣，反而写信劝张放弃，“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在遗书中，他说自己“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

　　也许可以说，曾经站在清末改良思潮前沿的梁济对渐进改良的拥护胜过对暴力革命的信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胜过对清室一姓的忠诚。他真正关心的是，共和，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民国之民，能不能安乐。“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可惜在他看来，伴随共和国而来的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和人民疾苦的加深。

　　梁济不可化解的痛苦在于，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他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解体的前夜。而中国进入现代时所遭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可能只凭道德精神解决。

　　但梁济已决心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感化世人。

　　他在《敬告世人书》中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他求的并不只是个人的心安，而是社会良知的觉醒。他心头“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自清灭亡后就避开儿女亲朋，构思绝笔，但终年纷扰，苦无清净之地静坐深思，临死前才仓促完成了给世人、朋友、家人的共17缄遗书。在遗书中他竭尽所能写下自尽的理由，以免徒然行动而毫无影响，嘱托朋友们，“临死各书，务求登报”。他甚至还预料了世人的反应：有大骂者；有大笑者；有百思不解者；有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有真能知我心者。

　　正如梁济预想的那样，他的死对社会产生的道德影响是他此前一生的努力都无法比拟的。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表彰他的忠义；20天后，他的一位朋友，蒙古旗人、前理藩部郎中吴宝训也自沉于湖中；连他猜想听到消息会大骂的陈独秀，也说他的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尽管有人称他为“梁疯子”，但一般人都被他的行为感动。

　　死，竟是他最有效的改良手段。

　　两次欲自杀，一度想出家

　　梁漱溟说，他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一生精力都用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人生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追问，使他出入于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学问，而被视为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求索，使他投身于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而被视为社会活动家。

　　14岁左右，他就这样来评判人和事：对人有无好处，好处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这种功利和实用的态度，自然和他父亲有关。在他看来父亲天资不高，所以思想不超脱；秉性笃实，所以遇事认真，用心精细；不肯随俗流转，有侠骨热肠，所以行为端正。他最初的思想和为人受父亲影响，也是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一路，因此鄙视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自负要建功立业，救国救世。

　　因为崇尚事功，此时中国问题对梁漱溟的刺激，远大于人生问题。他很注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自以为大有心得。在他看来，英国式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完善，是理想的学习对象。至于政治改造的手段，最好的莫过于俄国虚无党人暗杀的办法，一方面很有效，一方面破坏不大，不至于引起国际干涉。

　　武昌起义爆发，即将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学校呆不住，参加了汪精卫获释后暗中组织的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不久清帝退位，暗杀暴动可以搁下了，他又和一班朋友办《民国报》宣传革命，“漱溟”二字正是当时总编给他拟的笔名。

　　做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与社会频繁接触，渐渐知道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913年，他离开了《民国报》。

　　他原是个事功派，此时见到政治阴暗的一面，一下由昂扬转入消极、伤感、烦恼，再加上用思过度，精神状态不稳定，竟两度自杀。“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就要自杀。”

　　母亲的病逝更令他悲痛不已。重病中她曾把不愿结婚的儿子叫去，“挽儿手而泣”，劝他娶妻。坐在旁边的梁济却沉默不语。第二天母亲写纸条给儿子：“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孙辈，梁济不例外。他自杀前，大儿子梁焕鼐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按传统观念说，梁家尚无人传宗接代，但他始终没跟梁漱溟提结婚的事。他希望儿子继续学业也并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闲居了两三年。在那段时间，梁漱溟沉浸于佛学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给舅父张耀曾写信提到决心当和尚的事，说以前和尚可以托钵化缘，现在恐怕行不通，他近来致力于医学，将来可能当和尚而以行医维持生计。“读书人皆求理想之实现者也”，而不能先考虑行不行得通。

　　读佛学的成果之一，是有感于友人黄远生被刺写就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领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图腾时代进化到宗法时代，再进化到军国时代，最终会渐进于社会主义。到那时候，人类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极度灵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经穷尽，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促进进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说是在促进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当时很满意，后来还引出好些朋友关系。蔡元培就是在读过后才决定请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学。

　　为佛陀、孔子出一口气

　　1916年，因张耀曾(时任司法总长)推荐，梁漱溟走出书斋，担任司法部秘书。第二年张耀曾下野，他也离职南游。10月，返回北京，有感于旅途中所见军阀战祸，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人，稍后来北大任教，在教员休息室放了些。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记下一笔：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然后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但他刚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3天之后，父亲梁济就自杀了——他最终没有活着看到儿子回归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体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看有3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

　　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有3种：一是人对于“物”的问题，障碍是自然界，可以解决；二是人对于“人”的问题，障碍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决不由我个人决定；三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障碍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质上绝对不能解决。

　　人类应付问题所持态度也有3种：一是向前去要求，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外在地解决问题；二是变换自己的意愿，调和与对方的关系，反求诸己，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境地，内在地解决问题；三是以取消问题为解决，以根本不发生要求为最高满足。“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腊人是第一种态度的代表；古中国人是第二种态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种态度的代表。而目前人类还在第一种问题之下，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种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从西方哲学，经过印度宗教，回归中国学问，“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既已放下出家的念头，也就不必坚持独身了。1921年，他与黄靖贤成婚，“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4年后，谢绝外务，校订父亲遗著付印。这一年，长子培宽出生，3年后是次子培恕。

　　乡村建设——迂缓的革命

　　1950年代初，梁培恕去看父亲。谈话中梁漱溟考过他对革命的理解。梁培恕答，“突破现有状态即是革命。”梁漱溟点点头，“本来担心你会把暴力斗争认作革命。”他自己这么下定义：“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构造的一根本变革。”中国历史上只是秩序扰乱又恢复，未建立新秩序，社会构造历久不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几千年来没有革命。而1930年代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志在革命：改造中国的社会构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1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1931年到1937年，“前后同人同学不下四千余人”(包括菏泽)，梁漱溟亲自做思想教育。他说乡建工作者只有以出家当和尚的心情去做事才能做得好，做得起劲。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

　　研究院的学生被分派到各村担任教员。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并劝说有声望的人出来为本村办事，吸引农民去学校聚谈。

　　“学校”，指的是乡农学校，后来发展为村学、乡学。

　　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1934年，国民政府准许各省划出一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团体在这些特定的县拥有较大权限。菏泽成了山东第二个实验县。稍后济宁成立下辖十几个县的专区，研究院院长梁仲华去济宁担任专员，梁漱溟由研究部主任接任研究院院长。早在一年前，他就撤销了邹平县的8个区、158个乡和镇，把全县划分为14个和习惯上的经济区域相适应的乡和366个自然村，由乡学和村学取代行政机构。保留下来的县政府，原有5个局缩小为科并合署办公，把行政干预减到最低限度。

　　“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是邹平乡建运动与当时一些试图扶助农村、救济农村的活动大相径庭的地方。梁漱溟相信受教育的农民可以自救，可以激发出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梁漱溟说，“谁不知道注意于经济呢？”“不过，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其他的乡村工作团体“比较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农民自觉有组织发生力量而解决自身的问题，不免枝枝节节地帮农民，给他一点好处”。他想发挥人的生命力、主动性。

　　梁漱溟把促进合作组织、引入科学技术和金融流通列为“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三者相互促进循环推动。他自称是合作主义者：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合作组织提倡大家共用合作产业，使公产大于私产。他所设想的公产使用方式有一点像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由合作社而不是政府承担学校、医院、娱乐开支，乃至学生们的免费午餐。

　　农民爱各干各的，连贷款给他们也被赋予了教育和推动合作化的任务：你一个人借钱不行，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就借给你。

　　邹平在193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各种合作社只有棉花运销合作社比较成功，但也不合梁漱溟提倡合作事业的初衷。社员急于得利，将80%的利润用于分红，没给公共事业留下多少资金。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是因为种棉有利，农民将粮地用于种棉，致使粮食不够吃。研究院因而规定只有种足粮地后才能种棉，贫农地少，失去种棉可能；只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有条件种棉。而土地问题显然不是教育能解决的。

　　乡建工作者自己没有政权而依附政府，梁漱溟将希望寄托在乡村建设能够转变大形势，推动政府采纳这个方法，最终完成民族自救。一旦乡建运动成为大势所趋，各地军阀也不会与之为敌。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

　　很多熟识梁漱溟的人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愿意搞政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夏，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因“七七事变”终止。中途折返的梁漱溟被请去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之后政府迁到汉口，国防参议会改为国民参政会，他担任驻会委员(常委)。政府要参议员去各地考察，他选择了陕西和河南，但“目的地实是延安”，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变，是真是假，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了”，“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

　　1938年1月，他在延安停留了20天，见了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和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除了设宴欢迎和送行是礼节性的，其余6次，每次至少两个钟头，其中有两次通宵。毛住的地方不火自暖，“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毛白天睡觉，下午五六点起床，然后开始办公、会客，到天亮时再睡下。据说这习惯是在军中养成的：日间听完敌情报告，夜里筹划对策，早上作出指示后，部队前去作战，他回去睡觉。

　　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很好：“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听他谈话时毛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当时他对抗战前景很悲观，毛“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两人都认为中国问题有两面：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梁问：两者应当分别解决还是一并解决？毛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但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梁却认为应在抗战同时推进社会改造。中国必须团结才能抗战，在建国的目标和实现的路线上达成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必生后患。毛说：单为抗日而团结的确有一时手段之嫌。但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倘若各方面意见不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梁说：对这类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努力求得最后结果。毛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两党正在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的国是国策很相近。梁问：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党派问题是否将实现根本转变？毛答：是的，那样全国将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党。

　　按一般规律，革命党为完成革命必须掌握政权实施其方针，今后共产党是否一定要取得政权？之前，梁漱溟问过张闻天，张回答得很吃力。现在他又拿这个问题来问毛泽东，毛游刃有余，反问他：“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梁漱溟揣测其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

　　两人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也认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两人的对话到此为止。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

　　他曾嘱咐山东乡建同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取领导地位”，“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敌，概无其他计较”，“对于他人领导的抗敌势力，绝对不予分化拉拢”。

　　他还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给《大公报》，建议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政府成为无党派的执行机构。文章被国民党中宣部扣下。显然党派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华北、华东战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他看到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无不取之于当地百姓，乞食于老百姓时不问内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后方想办法。他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谈话，找蒋本人谈话。他对中共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特别说到一点：军队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中共答复：这和中共的理论有出入，但道理上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国民党这么办，我们就照办。张群则相当坦率：军队是蒋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么行？

　　梁漱溟也知道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他不相信只有军队才是实力。在他看来，两大党以外的人有防止内战影响抗战的任务。国共以外小党派的朋友们原本就有联合之意。于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今农工民主党)、职教会、救国会、乡建派，加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张澜、光明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是在“皖南事变”后劝说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次劝驾不幸失败。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任民盟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兼机关报社长，赴香港办报。费很大劲办起来的报纸，出版不到3个月就因日军进攻香港而停刊。

　　从香港返回内地，他去了老家桂林。

　　有两件事可以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一是共产党派人带了周恩来的密信来，请他去靠近他们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他开创出一个局面。一是蒋介石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自任会长，连发电报邀请他。两个邀请他都“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了，理由是“我不能靠近哪一边。靠近哪一边……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共产党失望，蒋介石失望，民盟同志也失望：他不和大家一起向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

　　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梁漱溟避居两广之间的偏僻镇子八步。一年后他就在这里获知了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的消息，并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分5个小组：宪法起草、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出席军事组的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和张东荪，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此外是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各二人。梁漱溟的“现役军人脱离党籍”提案本来不可能通过，但竟然通过了。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梁漱溟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中共方面周恩来缺席，陆定一没有坚持反对。第二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昨天通过的通通不算。“结果我的话被推翻了。”

　　会议一闭幕梁漱溟就宣布：他将继续做文化研究，脱离政治。但他非但没能脱离，反被推为民盟秘书长(总书记)。4月18日，他从外地回到重庆。同一天，国共调停人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又来重庆，解放军送他的礼物是打下长春。马歇尔请民盟也帮忙斡旋。梁漱溟就这样陷入更加现实的政治——“抢救和平”。

　　9月29日，周恩来致信马歇尔，请他转告蒋介石：进攻张家口双方即全面破裂。10月6日，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力争7个小时，才得到停止进攻10天的承诺。10日，梁漱溟去上海见周恩来。次日坐夜车回南京，下车翻开报纸，发现国军已拿下张家口。“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找他想办法，商定调停人改由民盟担当。遇事要对国方说话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由民盟去说。

　　事实证明民盟不堪此任，和谈最终破裂。

　　梁先生迟到了

　　1949年，当初一同组织民盟的人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到了北京。梁漱溟是个迟到者，1950年1月才到北京，其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3月回到北京后，毛约他见面，问他对国事有何看法。他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笑着摆手，“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啊！”并请他参加政府工作。他不确信国家能就此统一稳定，想保持“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更好吗？”毛面露不悦，片刻又谈笑自若，劝他去各地看看解放后的变化。梁漱溟深感这次谈话不如十多年前舒畅。

　　他去了华东、华中和东北参观，在各地都是“第一把手”出面接待。第一站自然是山东，同行的有长子梁培宽和学生李渊庭。次子梁培恕1949年起在济南工作，去邹平与他们会合。梁漱溟的发妻黄靖贤1935年逝于邹平并埋在那里。当年，在悼念妻子的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

　　梁培宽、梁培恕幼年逃过两次难，两次都是为了躲避日军，两次父亲都不在场。第一次是1932年，梁培宽7岁，梁培恕4岁，母亲带着他们先去张家口再转赴大同，住在一位亲戚家。推算下来，这时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刚刚开始。第二次是1937年，母亲已去世，堂姐梁培昭带着他们和自己的5个孩子从邹平逃到青岛。梁漱溟在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

　　1938年华北、华东沿海被日军占领，梁漱溟托一位远房兄弟把两个孩子从青岛经上海、香港、广州带到汉口，与他重聚。在汉口只住了半个来月，他又带着孩子上路了。最后，梁培宽和梁培恕被安顿在了四川南充的表姑家中。梁培宽一向不提要求，当父亲离开南充去重庆时，只是流泪。问起来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怕要落在自己身上了。这年他13岁，弟弟10岁，表姑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之后他充当了弟弟的实际监护人。

　　和父亲聚少离多的状态直到建国后才结束。但兄弟俩没有怨言，有记忆以来父亲就常常不在家，他们习惯了这种状况，也认同父亲去做更重要的事。

　　梁漱溟父子是1950年5月5日晚9时到的邹平。次日早饭后去看一别十三载的县城。历经战乱，县城内完整住房所剩无几，遍地残砖碎瓦。原乡建研究院房舍已夷为平地，原卫生院尚完好，今为教育科办公处，昨夜即借宿于此。

　　县委的人陪他们在城内外走了一圈，一路重复着一句话：“这里当初是……”梁培宽和梁培恕不时交换印象互相唤起回忆，梁漱溟神情沉静内敛。

　　几乎是空城，然而终究有人住。“在一处地方大约有十来个人等着。他们并不靠近，约束着自己，只以笑容表情意。”从东关出去，上一个坡，有人踉踉跄跄追上来，喊着：“梁院长！梁院长！我是老范，管传达的老范。外国人来参观都是我领他们进去。”梁漱溟噙着眼泪，笑着向他伸出手去，老范没这习惯，僵在那里，太激动，竟不再说话。

　　中午县委设宴，大家稍稍追忆过去，一位老者说，那是邹平的好时光。梁漱溟只以“我们做得很不够”作答。

　　下午他带两个儿子去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坟头。一位附近的居民脚尖轻轻点地，说，“就在这里。”没有用香烛。默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大家缓步走开。

　　在邹平只停留十几个小时，向县委的人致谢告辞，决然离去。

　　第二年他去四川考察土改，向主政西南区的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参与土改法的制定，除了学习，也想看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

　　毛泽东看出他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越发劝他多出去走动。梁漱溟却辞谢了，提出想去一家国营工厂当副厂长。毛面露惊异之色，但没有表态。一年后，他又提出想去苏联留学，毛坦言这不可行，“他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劝他还是在国内参观调查。几年后，他才醒悟毛再三劝他出去参观，是想用这种方式转变他的思想。

　　通过考察，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对中国作了三大贡献：实现全国统一稳定、为中国人引进了团体生活、激励了人心。“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但……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所说用过心，是指对中国社会和所形成的文化用过一番心思。

　　“1953年事件”

　　对梁漱溟来说，“1953年事件”是个意外。周恩来几次劝他，他才在1953年9月11日的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发了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20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讲完回座，注意到“周似未能接受”，并让秘书拿来材料，证明工人日常开支多。

　　次日，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泽东即席讲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梁漱溟感觉毛“似暗有所指”，半夜起来写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路线的人，竟不得自明。”

　　16日会上，他“发言分三段，自以为无事”。17日午后入场，座前有印刷品：1949年春他发表于《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之一，劝中共不要以武力求统一。“我明白是要批判我。”果然，先是章伯钧发言，诸多指责。继而是周恩来作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他一贯反动。他站起来质问为什么没印另一篇指责国民党是内战战犯的文章。无人应答。当周恩来说到他想升官发财时，他愤怒地打断，“说我想升官发财！笑话，笑话，笑话。”

　　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3次插话。一次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最后说，“对于你非止这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他站起来想辩解，主席台上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准许他明日发言。

　　梁漱溟心气很盛：对我施加高压手段那我是不受的。毛主席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次打击我怕未必有把握。18日上午有人问他准备怎么发言，他笑着说，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

　　18日午后梁漱溟到会发言。以往政府开会列席人员不多，这次却有两百多人，他发言不到10分钟便被群众制止。他向主席台上说：“现在我惟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这时插话，“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毛泽东建议让他再讲10分钟，并说他的作用就是借揭露他的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依然坚持，“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大家都没有雅量吗？”经全场(包括列席者)表决，剥夺了他的发言权。5位民主党派代表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先后发言，李提到他上午说过“胜负如何”的话。会议最后一幕是举手表决，把他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处理。

　　事后他曾把写的检讨拿给长子看，梁培宽说，太偏于个人修养考虑而未从政治上考虑——写检讨应多说政治上的错误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梁培恕看了他会上的发言提纲，劝他相信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你要配合他们。许多年后他觉得对不起父亲——“即使我少年时那般不安分，他都相信我，可是我竟然劝他不相信自己。”而梁漱溟的自我反省，仍不外乎个人修养：“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奇怪的是，开过会后他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不做结论不给处分，有些开会通知乃至宴会(如公宴金日成)请帖仍送上门来。只是，1955年邹平县公安局曾在全县范围内3次收缴与乡建运动有关的物件，力图没有遗漏。

　　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与梁漱溟再没有来往。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几天，梁培恕和父亲提到，从报上的照片看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好。梁漱溟说，“肯定过不了今年。”梁培恕震惊得呆了几分钟，说，“总理和主席在同一年逝世，那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梁漱溟说，“就这个意思。”9月，毛泽东逝世。17日，政协宣布次日追悼大会安排，说他不必参加。街道革委会的同志找上门来，约他第二天看电视转播。他如约去看。

　　两位领导人的追悼活动都将梁漱溟摒于门外，但他比许多人更肯定两人的功绩。他曾向人说，周恩来差不多是一个完人。对毛泽东，他说“此公自是世界历史上卓出之伟大人物”。“你不要以为始终是一个毛泽东。他在变，你不能拿他的一段、一角来概括或推论他的前头或后头。那不行。所以实质上没有一个毛泽东，而是有无数毛泽东。是前后变化的，种种不同的毛泽东。”

　　匹夫不可夺志

　　共产党有自己的路线，“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在政治主张上梁漱溟一度失去了自信，“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拟写中共从何而得以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他并没有。次年全国国家干部向党交心，他说，心里虽然有冲突，国家统一稳定是事实，“不服自服”。“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但，“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比如他说自己改造不了出世思想。于是“每位先生对我提意见都说到这个问题”，说这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因为政协委员们不都懂佛学，他为他们解说，并说自己承认，马列主义作为世间法完全对，但马列主义不承认出世说，结果是“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至于为人民服务，他愿意到偏远乡村去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大家还指责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他请过几次假想留点时间写《人心与人生》，却困惑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1953年后，他当了二十余年“反面教员”，渐渐明白“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在前者”。他仍然明知某些话不能说还是忍不住要说。“文革”中政协受冲击，到1969年春才在军代表主持下勉强恢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梁漱溟还要当3次反面教员。

　　一次是“批林批孔”运动。他先是说了对于林彪的意见：“林彪无路线可言”，“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而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被认为是把路线斗争说成了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的定论。

　　对批孔他原想不发言，终因不能坐视误导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经江青点名，政协的批斗集中到了他身上。1974年1月到9月，先是每周4次批判会，后减至3次，8月减至1次。每次批判他都认真听，批判间歇还打太极拳。9月下旬举行各组联席会议，主持者问他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习惯了批判一方获胜的主持者惊愕之余让他作解释。他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另两次是议论宪法。

　　对1970年的宪法草案，他说，宪法的要点之一是限制个人过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新宪法草案比旧宪法少，“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谁来当，“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举座皆惊，他质疑的两点，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几天后上级指示：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1978年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委员们“有不少刚刚解放，甚至刚刚离开监狱”，“也几乎无例外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故去”，梁漱溟却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清末和民国的制宪“都是上面给下面的……人民群众要求的东西上面不实行”，而宪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大会闭幕后过了一段时间，政协奉命批判其“错误言论”。但“推动批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艰难”，没有人主动发言，只得轮流上台。因为临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头没尾地结束了。

　　“文革”10年不改常度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事情”，是指1966年8月24日的抄家、批斗，妻子被殴伤，他幸未挨打。“梁济先生殉道处”石碑，也被破了“四旧”。“你们”，是指两个儿子，挂念父亲是人之常情，形势特殊，故而“不必”。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无法写作，为此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信，都无回音。

　　“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抄家后半个月，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被抄去，扔在一间屋子的地板上，钥匙在一位民警手中。他问民警：那一摞稿纸对别人没用，对我非常重要，能还给我吗？民警说，他没权力动屋里的东西，你可以留意它不被人随便拿走。自此他时时用目光守护那摞纸。后来文稿发还给他，当日便给朋友、学生写信，告知喜讯。

　　梁培恕关心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写信，托继母的妹妹带去，告诉父亲社会失常，他的境遇并不特别。他相信父亲是个理性的人，了解基本事实，便知如何自处。别的事对梁漱溟似乎无关紧要。自家房产归公，被收房租，被迫搬迁，房间只8平米，木板置于地上当床，都无怨言。但他仍有情感上的需求。和两个儿子接触会给他们造成压力，那就多去看孙辈。

　　梁培宽的长子梁钦元生于1957年，次子梁钦宁生于1964年；梁培恕的儿子梁钦东生于1960年，女儿梁钦奇(后改名梁彤、梁钦慧)生于1963年。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4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了一句：“多少算不多？”祖父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你很想把这个度搞清楚”。

　　出乎梁漱溟意料的是，一些因缘而至的“外人”给了他很多关心和帮助。一户姓赵的人家帮他处理生活中的杂务近十年。一对工人兄弟陈维博、陈维志则把他当老师，他改稿写稿，他们帮着抄写、装订。陈维志还听他讲了孔孟、老子、佛学。“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这个观点梁培恕后来读父亲的全集时才知道，比陈维志晚了20年。他感叹，父亲最需要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能听他讲也好，当时陈维志是周围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

　　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次年，梁漱溟给为他抄写书稿的田慕周写信，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迟之想”。落款“老僧”。同年，“文革”结束。

　　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

　　1979年，续弦陈树棻去世。年底，梁漱溟搬入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但他仍然受限。1980年末《北京晚报》刊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自“1953年事件”后第一次正面报道他，北京日报社为此写了检讨。一位曾大起大落的领导说：“搞宣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头脑？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他的著作仍不能正常出版。4年后，梁培宽、梁培恕一同去银行取钱汇往上海，《人心与人生》才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

　　此时他的身体已不比从前，儿辈、孙辈轮流“值班”陪着他。读高中的梁彤就经常住在爷爷那里。高考前要报志愿，有人建议她，“就学哲学吧，你爷爷就是哲学家。”爷爷笑着摇摇头，“她学不了，她好动。”他不要求儿孙们继承他的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热爱迪斯科的梁钦宁给他表演了一段，问他喜不喜欢，他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梁彤还记得，房管所的人来找过爷爷，要把归公了的院子交还给梁家。“我当时就觉得，整个一个院子，人家还给你，为什么不要？他说，‘里面住了近十户人家，要回院子，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排他们也有困难。’于是房管所先打了个欠条。”这个院子2002年被拆，在原址上修建了现在的解放军歌剧院。

　　自梁漱溟迁入木樨地新居后，访客络绎不绝。但1980年8月来的这位有点特别。他叫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研究的正是梁漱溟。早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试图与梁漱溟见面，未能如愿。多年之后论文已出版成书，才终于得以拜访研究对象。他有备而来，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去梁家做访谈。访谈一开始梁漱溟就说，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

　　访谈临近结束，艾恺问：您算一个圣人吗？梁漱溟说，就他的理解，圣人的生命和人格高过普通人。他认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艾恺又问：您觉得您还是一个普通人吗？梁漱溟说：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艾恺发现梁漱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此后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梁漱溟，原本还想请他去美国看看。“他好像也很愿意啊。我是打算陪着他去做演讲，我做翻译。美国那边也说可以，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他们告诉梁家的人说，是美方不同意。对这件事我很遗憾。”至今他仍和梁家保持联系。

　　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宣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88年3月，一位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转而出家的小和尚。他是来领受佛法的。梁漱溟似乎忘了周围的一切，面对着这很像自己的年轻人，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就是要发愿，发悲愿。”他每说一遍，小和尚就高声重复一遍。两人坐的椅子不知何时并到一起去了。

　　几个月后，1988年6月23日，他在医院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

　　为父亲做的三件事

　　父亲去世后，梁培宽、梁培恕兄弟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抵制介绍父亲生平的稿件对“1953年事件”的描述。统战部起草人的初稿隐晦提到毛泽东不容异见，梁漱溟“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中央书记处将其改为“受到批评”，并恢复他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说法。梁氏兄弟坚持：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他们不能替他接受。一定要这么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没有提及此事。

　　还有一些事开始在梁漱溟去世前。

　　梁培宽1986年退休，在此前后开始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

　　他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之后辗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该系并入北京大学)，又到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却被调到科技系统。工作多年，至63岁退休。

　　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的精力和头脑都在衰退，一天只能写三四行字，第二天还要想一想才能加上几句。他帮着父亲处理信件，“问他要怎么答复，按他的意思写回信，他看了再签个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主持出版《梁漱溟全集》。那时候身体比现在好，早上起来不吃早饭就开始干，编好一本出一本。从1989年到1993年，终于出齐8卷。此后，他又陆续编辑了几十种单行本。现在，他还想编一套《勉仁斋丛书》。“就我来说，如果有能力，对我父亲的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替他做发挥的工作，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我一直是这种感觉，我父亲的思想，包括立身行事所体现的精神，仍是一种社会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是属于社会的，应该还给社会。想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研究，就必须做好出版的基础工作。”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工作。

　　也是1986年，父亲还在世，梁培恕却有了为他写传记的念头。

　　他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0年后调到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1964年进入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中下干校4年，1976年又进入社科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到美国研究所，1989年离休。

　　为什么要为父亲写传记？因为自1950年代受批判之后，父亲在社会上消失了。到1960年代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1977年重新为人所知，是因为《毛选》第5卷中的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是一个片面、扭曲的形象。梁培恕跟哥哥商量。梁培宽觉得，儿子写父亲的传记，很难掌握分寸。但梁培恕决心已定。等他1991年真正开始写时，哥哥也不得不参加进来。“当时我在国外。写成几十页就寄回国让他看。他就在上面提意见，极其细微。刚好我们年纪差得不远，同样的生活环境，很多事情我知道他也就知道，等于自我检查一遍。”

　　第一稿写了六七章之后，他觉得离心里的目标比较远，作废。1997年回国后重新开始写。“我意识到环境还是要在国内——大环境。还有小环境，就是说你要真想写得好，必须非常孤独甚至绝对孤独。”他借了表哥在广电局的一个一居室。“生活简单化，没人来，自己也不出去，几天不见人，想起来什么，随时就写。”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终于出版。书名是出版社定的，他原想叫《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期许。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他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孙辈走的路更多元

　　在梁钦东看来，祖父按自己的本心去做事，认为什么事是当时最重要的就去做，没有算计得失。父亲这一辈因为时局限制，没能真正像自己想的那样去过，有些才能没有发挥出来。而今天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这一辈做自己想做的事。

　　梁家这一辈走的路更多元。

　　梁钦元大学毕业后，在钢铁研究总院做过特种陶瓷材料的科研工作，曾经是高级工程师。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便离开那里出来闯天下，现在成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梁钦宁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律师，而从事摇滚乐策划，现在在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工作。

　　梁钦东大学读的是建筑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5年，后去美国读建筑景观设计硕士。1995年回国后一直在建筑设计界工作。

　　梁彤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当老师而从事了新闻业，在法制日报社工作至今。

　　祖父仍在影响着他们。

　　一次，梁钦元去一家著名公司讲减压课。“讲课只能在他们的午餐时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完该我吃了，大家围着我不走。有员工跟我倾诉，压力太大——从国外出差回来，可能拖着拉杆箱就要来办公室上班。”他马上想起祖父的话来：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梁彤说，“他离开我们这二十多年，我生活当中一直有他的影子。之前二十来年跟他生活、相处的感触慢慢回来了。以前没想到，时间越长影响反而越来越深刻。”

　　一两年前，梁培恕问儿子：你现在的事业，世俗地讲算是很成功了。但这真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吗？你真觉得快乐吗？

　　梁钦东跟妻子提过，哪一年放下工作，两个人找个偏远农村的小学教一两年书，看自己能不能适应。此外他还有一个梦想。“我爷爷当初就说，农村人都往城里跑，导致了乡村的空虚。现在也还是这样，大家都想到城里生活。我觉得应该让农村人在农村也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许一部分在城里生活过的人去农村能够带来一些变化。我想去农村办个农场，做有机农业开发。如果政府能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真愿意去做这个。”

　　这是不是有点新乡村建设的意味？

　　“世界会好吗？”在2011年，向梁培宽先生重新提出这问题。

　　他的回答是，“那当然。我父亲是乐观的，他看得远。要是看不远的话，没法乐观。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久，就能变好了？这么看的话，肯定非常悲观失望。你必须有一种很长远的眼光。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眼光能看那么远，但我相信他。”

　　(参考书目：《梁巨川遗书》；《梁漱溟全集》；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艾恺《最后的儒家》；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1949年后的梁漱溟》。感谢艾恺先生、吴浩先生、付帅先生、梁家后人，尤其是梁彤女士为采访提供的诸多帮助)